6月26日，由新华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金融学会共同主办，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和“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承办，“中国信用评级高峰论坛”在新华社新闻大厦举行。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新华社副社长鲁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和中财办、发改委、国务院研究室、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相关部门领导以及金融机构、评级机构、大型企业等专业人士100多人出席论坛。

以美三大机构为代表的国际评级模式存在多重缺陷

在中国信用评级高峰论坛上，多位专家学者结合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现有的国际评级体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指出，目前以美国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为主体的国际评级体系，在评级理念、评级标准、收费模式、监管模式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

“在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这次欧洲债务危机中，三大机构备受质疑，主要问题是其评级理念太落后。”中国人民大学信用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吴晶妹说“三大机构仍然是以依托于实体资本进行所谓的信用评级，这个理念就是错的。信用是一个抽象的、虚拟的资本。这种虚拟的资本时而和实体资本复合，时而超脱实体资本，有自己运行的规律。”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管局原副局长魏本华认为，三大评级公司在评级制度方法上存在“严重的弊病”。他说：“一个好的评级机构，其评级报告应该在经济危机的预警方面发挥作用，但是三大机构不仅没有能够起到这方面的作用，反而推波助澜，加深了危机。比如，这一轮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不久前欧洲债务危机，三大评级公司在危机前不能嗅出任何迹象，但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却对一些经济体大幅度降级，落井下石，导致他们的危机进一步加剧。”

除了信用评级标准和方法等评级机构自身存在的问题之外，与会专家也纷纷表示，现在的评级机构，特别是三大机构对市场的垄断也使得收益和责任不相匹配，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蒙代尔认为，三大评级机构对市场存在“垄断行为”，而且“犯了很大的错误”。他说：“三大评级机构垄断了整个评级业务的95%，使信用评级成为一个非常集中的产业。”“为什么这么大的评级公司会犯这么大的错误？”蒙代尔分析说，一是他们对于房地产市场作出过分乐观的估计和评价；二是他们对一些衍生金融产品和工具的复杂性没有充分的认识；三是对一些投资者和借款人的信用程度了解得不充分。

吴晶妹表示，垄断话语权控制市场就失去了公信力。所以欧洲现在率先挑战美国，目前他们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动作。现在，信用资本已经日益成为全球经济与资源配置的重要条件。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深入剖析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种种弊端，将其归纳概括为五大问题。

一是指导思想问题。以美国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为主体的国际评级体系，首先服务、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二是评级标准问题。他们的标准是按照西方理念来进行国家政治排序。

三是角色冲突问题。评级机构本身所承担的公共责任就是发现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但评级机构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与自身利益最大化存在着本质的矛盾。

四是技术模型问题。经济环境好时评级机构都说好；经济环境恶化时都说坏。如果都是这样，这个评级机构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五是利益冲突问题。利益冲突主要是被评人的付费问题。

江涌、吴晶妹等专家认为，评级机构在退出机制等方面也存在漏洞。“现在信用评级机构只有进入机制，没有退出机制。怎样建立评级机构的退出机制，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江涌指出，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套新的监管机制，防止一些评级机构“把灵魂出卖给魔鬼”，防止出现“价高级高”的“卖级”行为，防止一些机构对评级进行妥协来获得收益。

改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

“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让世界许多国家认识到现行国际评级体系存在的严重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在中国信用评级高峰论坛上表示“在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的今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正面临着一场改革。”

“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吴红指出，人们从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美国垄断的评级体系在其“道德风险”与“评级标准”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开始制定更为严厉的评级监管法规，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改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

据吴红介绍，G20伦敦金融峰会《加强金融系统》宣言，已明确提出扩大金融监管的范围，将信用评级机构涵盖其中。美众议院通过了更加严格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以防范由评级机构带来的金融和经济风险。欧盟则开始制定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法规》。俄罗斯明确宣布要建立本土信用评级机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也纷纷采取措施，加快培育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同时加强对国际评级机构的市场监管。

“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必须改革。”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建业说。“因为，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这种信用评级机构模式的主要弊端，其中包括：信用评级对危机的顺周期影响；评级机构自身的谋利动机与提供公共产品、公正评级的利益冲突；评级过程、方法、依据不透明；缺乏竞争机制的约束。由此引致评级质量下降，信用评级体系丧失其在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信用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吴晶妹认为，为维护信用评级业的独立性、专业性和公信度，必须改变不合理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她认为，现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变革：

第一，应该更新评级理念与技术。由于系统性风险未纳入评级模型，致使三巨头的评级在美国次贷危机中失败，评级的模型和理念亟待更新。第二，完善评级的定位与功能。信用是现代虚拟资本，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信用评级应公平合理。第三，注重评级的区域性。因市场有一定的区域性，资源配置与信用评级服务业也应该是区域化的。在本区域内，由区域经济的管理者和参与者们自己博弈，平衡利益。第四，确保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信用评级机构在内部管理上应按公司治理规则，或设独立董事，或设政府观察员，股东不能与评级活动或被评对象关联。要规范公司管理，加强评级透明度。第五，强化信用评级监管。目前的信用评级，已作为制度安排，广泛存在于资本市场、银行信贷、商贸等领域，已具有公共品性质，因此，评级机构的设置、产品、人员等皆需相应的管理、调整。

“信用评级不是一般市场竞争性行业，而是一个与国家政治经济关系最为紧密的特殊金融服务业，评级机构是本国经济与金融稳定发展、捍卫金融主权、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工具。”吴红指出，世界各国也越来越认识到信用风险与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法律体系、国民素质和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美国的信用评级标准无法揭示各国信用风险的特殊性，不能满足各国经济发展对信用信息的有效需求。目前，许多国家信用评级正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通过掌握评级话语权抵制现行不公正的国际评级体系正在成为一种潮流，这就为我国参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评级规则制定、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立足自主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信用评级体系

在中国信用评级高峰论坛上，多位专家提出，顺应世界对信用评级业改革的潮流，我们要立足自主创新，加快建立中国特色信用评级体系。

“要建立中国特色的信用评级体系，必须打破目前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对资本市场话语权的垄断与控制。”吴红指出，中国信用评级体系必须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既要包括信用评级机构模式的创新，也要包括信用评级管理模式的创新，还要包括信用评级标准的创新，最终整个信用评级体系的创新要归结到建立能够有效揭示信用风险的体制和机制上来。

“我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如果没有评级的话语权，也就没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市场定价权。现阶段，我国需要从国家安全、国家战略的高度做强做大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郑新立说。

郑新立建议，中央应将加快发展本土信用评级机构作为国策，纳入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规划，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发展，使我国的信用评级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同时，可选择两到三家有发展潜力的民族评级机构，以国有参股方式给以重点扶持，提升国际竞争力。尽快做大做强，使民族信用评级机构有能力参与国际金融服务活动，争取应有的国际话语权。

“与我国银行业和资本市场最近几年的巨大发展相比，我国信用评级业的弱势和落后显得更加突出。扭转我国信用评级业落后局面的关键在于以中国市场为依托，将后发劣势变为后发优势。”王建业说。

中国信息协会信用信息服务专业委员会会长关建中认为，建立中国特色的信用评级体系，需坚持六项原则：

一要解放思想，破除对西方“自由经济”思想的迷信，把社会信用风险管理纳入国家管理职能，走出一条国家统筹管理、市场专业化运作的中国信用评级体系发展之路。

二要充分认识信用评级体系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把建立中国特色信用评级体系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相结合，使其在“十二五”规划中成为国家金融体系优先发展的项目。

三要遵循信用评级客观规律，把信用信息使用与国家行政职能相结合，通过政策与制度性安排，发展壮大中国的评级市场。

四要重视本土评级机构在中国信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通过一系列扶持政策促进本土自主品牌评级机构做大做强，在评级市场发展中发挥控制、引导、带动和规范作用，在行业结构中处于支柱、骨干地位，在市场竞争中有明显的效益优势。

五要坚持信用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以二十年发展起来的民族评级机构为主体，组织构建无利益冲突的国有资本强力扶持、非国有控股、多元资本结构、市场化的本土评级机构。

六要坚持中国特色评级体系和参与国际信用评级体系重建相结合，为中国评级机构提升国际地位创造条件。

构建中国特色评级体系要向世界“取经”

尽管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暴露出诸多弊端和问题，但其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经济学家成思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蒙代尔等专家认为，中国在推进构建中国特色信用评级体系进程中，既要结合本国国情自主创新，也要面向世界，吸取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教训并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成思危在发言中强调指出，“国际评级机构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他们肯定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东西。”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曾先后两次去美国考察国际评级机构的运营。她说，美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世界上信用体系的独特模式，是一种市场化的模式。其160年发展的历程以及在这个历程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技术也许是对的，问题出在它并没有按现代社会信用体系的理论、理念、技术和内在的要求去从事信用工作。

蒙代尔也表示，目前中国信用评级是由小做大，确实有发展潜力，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三大评级机构不能完全排斥，外国的东西可以拿来积极使用。“三大评级机构发行的三千个或者四千个评级报告，就足够先学习一阵，把它们的东西都学来，可以促进自己更快地成长。”蒙代尔说。

面对三大机构通过收购等方式大规模进入中国的现状，有专家提出，我国业内人士一方面要认真对待，同时也要避免过分情绪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吕晓波指出，中国要发展评级业，但不能过分偏激地把三大评级机构进入中国看成是美国的“阴谋”，不必过分政治化。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时文朝也认为，要靠理性思维来对待这一问题。他说：“我们不能仅靠情绪化的宣泄。仅靠发泄情绪是不能建立中国现代化的信用评级体系的。”

在谈及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发展时，成思危提出四点意见。

一要向国外先进经验学习。他说：“包括三大评级机构所犯的错误也同样值得我们学习。所以不能一概否定，我们要认真思考和研究它们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比如它的内部是怎么管理的，它内部的评价程序是怎么形成的。”

二要培养人才。中国信用评级业要培养自己的人才，既要有道德，还要有技术。现在可以在一些有条件的大学里开信用评级的课。逐步地设立信用评级的硕士点或者博士点。

三要健全规范信用评级机构的组织形式，特别是公司法人治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四要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首先，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不发挥市场的作用，就没有市场需求。现在我国发行的企业债券还比较少，今后首先要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发展企业债券的评级。另外，要发展对地方政府债务的评级。同时，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要立法、立规矩。立法是各方面利益的协调和平衡。

成思危强调说，通过政府立法可发挥三个作用，一是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不仅要规范评级机构的行为，也要规范发债企业和发债地方政府的行为。二是规范市场的基本关系，就是评级机构和被评级机构的关系。这两个机构如果勾结起来，就会欺骗市场。三是规范市场的秩序，要鼓励市场竞争，也要设立竞争秩序，要有一定的准入门槛。